80年代前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对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1975年和1980年他曾先后多次指出，大仗5年打不起来。以后又说，大仗十年打不起来。他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基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判断，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了军队建设战略重点的转移，从而适时地把全党、全军的认识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他说：80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1个和平的环境。

　　1984年9月27日和10月10日，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现任总理科尔相继访华，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在会见中，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提到了科尔1974年访华和施密特1975年访华时双方在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上的分歧。

　　科尔和施密特70年代访华时，邓小平作为副总理曾经会见过他们。在会谈中，当时中国曾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但德国客人则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会见施密特时曾说，他知道苏联要干什么，将要发动一场战争。而施密特则认为大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当时陪同会见的邓小平一言未发。

　　10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这两位德国客人时旧话重提，但我们的观点却发生了变化。邓小平说：那时你们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他强调：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得更为明确，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1个苏联，1个美国，而这个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邓小平基于对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引导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从而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第二个转变：从“一条线”的战略到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和其它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和称赞。

　　从50年代后半期起，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及时提出了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思想，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

　　“一条线”战略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9月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

　　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和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改善了。

　　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之间的争夺转入均衡、僵持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因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果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现实表明，“一条线”战略已不能适应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的需要。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及时地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代之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更具原则性的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突出独立自主。

　　1983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说：“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60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70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对美国我们还要继续观察。这几年它搞的几手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认为，有资格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没有别人。这是近几年我们对事物观察后的看法。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我国对外政策的这一重要转变，他说：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这是1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1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申：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这个最有分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他明确指出，中国“不搞政治游戏”，“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为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邓小平关于“两个转变”的思想，对于后来我国制订正确的对外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他1985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总之，1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1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他伸出1个指头：裁军一百万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出席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位81岁的老人在会上发表讲话，他伸出1个指头，发出了1个令世界震惊的声音：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这一重大决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诚意，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欢迎和普遍赞扬。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正在举行建国35周年的庆典活动，全中国、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披上了节日盛装的天安门广场，尤其是这里即将举行的规模盛大的阅兵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官员、军事观察员和武官的极大兴趣。因为这是新中国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的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

　　上午10时，阅兵式开始了。

　　这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一辆黑色红旗牌敞篷车经过金水桥头缓缓驶向东长安街，驶过一列列威武的方队。邓小平频频挥动右手，向严整的受阅部队致意。

　　10时18分，邓小平检阅完毕回到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0时33分，分列式开始了。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陆海空三军组成的仪仗队、军事院校、步兵、水兵、空降兵、女卫生兵……受阅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

　　徒步方队之后，反坦克导弹、炮兵、火箭布雷车、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坦克、自行火炮、地空导弹、战略导弹等摩托化、机械化方队接踵而来。值得自豪的是，这次接受检阅的武器装备全部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而且种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一队队新式武器第一次脱去了神秘的面纱，公开展示于天下，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前强大的阵容。

　　看到这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盛大阅兵式，举国振奋，世界震惊，邓小平也笑了。这笑容中有欣喜，也有沉思。也许，日后那个举世震惊的战略决策此时已在他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1个多月后，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座谈会，包括海军、空军、二炮和11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11月1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了那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微笑着望着高级将领们，“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在触及了军队高层老化的问题之后，邓小平根据近年来对国际形势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认识，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接着，他从军队干部的年轻化和体制改革，讲到了军队的进一步“消肿”，讲了这次裁军百万的重要意义。

　　他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据此，他提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他进而指出：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的专业技术人才，把其中一些人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对地方也是个支援。

　　邓小平的这番话，使在座的高级将领们陷入了深思。他们每1个人都清楚地记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思想。在1977年12月的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1980年3月12日的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他讲得更为明确：“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在国际形势允许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

　　所以，在听了邓小平这次全面系统的讲话之后，这些高级将领们都意识到，这是一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会议。

　　这次会议之后，全军的精减整编方案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

　　军队要“消肿”

　　多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军队高层干部老化和机构庞大臃肿的现象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时，就把“消肿”作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这年的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军队的状况，提出了整顿军队的任务，即要抓编制，克服“肿”的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3年内将军队总定额减少160万人，并配好各级领导班子。这次会议之后，在邓小平、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各军区、各军(兵)种按新编制进行整编，裁减部队，调整机构。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在上一年基础上减少了13.6%。但后来，由于邓小平受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批判，军队的“消肿”工作被迫停了下来。

　　1977年，邓小平复职伊始，便在当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肿”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臃肿的情况还很严重，这次会议按确定的编制精简，以后还要精简。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第1个问题就是讲“消肿”：“我们存在的1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他说：“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这件事在1975年我们就提出过，做了一些工作，也见效，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经过这几年，军队的各级机构又加大了，随之官僚主义现象也发展了起来。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

　　按照邓小平军队要“消肿”的思想，1982年9月1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分别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国家基建工程兵撤销。

　　可以说，这次精简整编与前几次相比，迈出的步子是比较大的。但是，邓小平并不满意。他在整编方案上批示：这是1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我国军队的落后现状使这位长期以来主持军委工作的老人忧心忡忡。

　　当时，有资料表明，世界上几个军事大国的军队中官兵比例分别是：前苏联1∶4.56；美国1∶6.15；联邦德国1∶10；法国1∶17；中国则是1∶2.45，平均1个军官只领导两个半兵。而中国军队的员额却相当于美国的2倍，略高于苏军的人数。

　　从1949年以来，中国军队的人数一直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而由于机关庞大、机构重叠而造成的官兵比例极不合理的状况，又使有限的军费大部分被“人头费”占去了，根本未能有效地用于军备更新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于是，经过几年的准备和酝酿，邓小平提出了裁军100万的宏大计划。

　　1985年，中国的裁军年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邓小平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他说：“减少100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

　　他进而指出：“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这次军委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想到一块儿了。这说明我们军队的同志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看问题的。

　　接着，邓小平讲到了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他从3个方面分析了美、苏2个大国的全球战略和第三世界人民力量的增长。他说，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说：“大家很关心军队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1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们的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1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1985年6月10日，全世界的电波都在传递着新华通讯社的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要完成这一宏大的计划，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那次军委座谈会上所说的，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于是，1985年便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这一年，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人员精简了近一半；原有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从这一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名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

　　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到1987年，这一世界上少有的百万大裁军顺利地完成。

　　经过这次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了若干个集团军，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加强了特种兵建设，把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合并成了国防大学，从而在精兵、装备、合成和效能上达到了1个新水平。

　　百万大裁军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和平的诚意，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

　　美联社、路透社、埃菲社等通讯社评论，中国裁减军队员额是同邓小平实现国防现代化、老干部离休、提拔有知识的干部、消灭人浮于事的现象，以及把军队人力物力用于经济建设相一致的。

　　法新社、南通社说，裁军还会影响这个国家的防御能力。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反映了中国的强大，也反映出他确信自己有能力在遭受袭击时保卫自己。

　　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几年后，世界各国政治家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时，仍赞不绝口。

　　塞浦路斯前总统瓦西里欧说：我们相信这一行动是积极的。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强调停止军备。投资发展和平事业，创造条件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

　　巴西前总统萨尔内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了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正是1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的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文章摘自 《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作者：苏台仁